独自将陈元抚养大的陈党群称三儿子是自己的掌中宝
从湖北襄阳到陕西潼关，辗转两省五地的潼关县13岁少年陈元（化名），在2015年8月11日离开距离家门口咫尺之遥的县救助站后，至今难觅踪影。儿子陈元失踪一年零八个月后，陈党群一脸无助地面对记者叹息道：“这次我知道把娃真的丢了。潼关县救助站给我把娃搞丢了。”
民政部2014年8月1日起实施的《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在第三节“接送返回”中明文规定：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和其他特殊困难受助人员，应当由其亲属接领返回。亲属不能接领特殊困难受助人员返回的，救助管理机构应当在核实情况后安排接送返回。联系受助人员返家时，其家人明确表示不接收的，流出地救助管理机构应当提前联系当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公安机关和居（村）民委员会到场，请其依法维护返家人员权益。
13岁的儿子真丢了
陈党群至今还记得儿子陈元离家出走的那个夜晚。2015年7月4日晚上10点多，坐在大门外聊天的陈党群终于看到13岁儿子陈元（化名）回家的身影。累了一天的他马上起身也回了家，顺手关上了大门，叮嘱儿子用水把脏脸洗干净，然后快点上床睡觉。“当天没骂他，也没打他。毕竟娃都小学毕业了放假了，也该放风地耍一耍。”陈党群清楚记得，自己临睡前向儿子强调：要用热水洗，消暑还解乏。
迷迷糊糊之间，陈党群听到屋后小铁门的开关响动，“想着娃临睡前去后院上厕所。”睡到半夜两三点钟，陈党群不放心，“想看看娃睡了没有，是不是还在玩手机。”结果发现被褥没动，床上也没人，“当时心想，这娃晚上又跑出去上网了。”
第二天一大早，陈党群照旧骑着电动摩托去网吧寻找儿子，结果没找到。“开始以为他到同学家玩去了。回到家才发现他平时用的白色杯子、绿花折叠伞和几件时令衣服及黑书包也不见了，这时候才知道娃应该跑远了。”在陈党群印象里，儿子陈元离家出走之前，还带着一部没装手机卡的手机，但是口袋里应该只有不超过20元钱。
“只有13岁的小孩能跑多远呀？他没钱也没有同学帮助，在外也不会偷、不会抢，熬不了多长时间，就该主动回家的。”在本县及周边县、市寻找无果后，陈党群这才想到，7月4日晚上11点多，就把娃丢了。”
时隔一月的8月3日下午，陈党群突然接到来自湖北的电话，一番核实询问，对方称他的儿子正在救助站，一切安好。第二天，陈党群又接到安康市救助站的来电，说他的儿子已经被护送回到了陕西。
“8月5日村主任刘坤计电话和我联系以后，来到我的电焊铺，说娃已经到了渭南市了，让我去接。我当时感冒了，也想着有人送娃。所以就给渭南救助站在电话里说，我暂时还去不了。”
陈党群告诉记者，几天后自己病愈，还没看到儿子回家，就给渭南那个电话号码打电话。对方回答，已经将陈元护送到了潼关县救助管理站。
“潼关救助站咋就不给我打电话？”陈党群说自己带着疑问，一路打听来到县城西北角的潼关县救助站。“站长陈建宏说娃当天就回去了。他们接收时，娃的智力没问题，就让自己回去。”
五地接力的救助链条
63岁的陈党群至今依然搞不懂，儿子陈元在2015年7月4日当晚离家出走后，是如何一路跋涉、漂泊，从陕西渭南市潼关县城，来到了500公里之外的湖北省地级市的襄阳市区。
2013年10月3日，陈党群带着小儿子陈元从渭南市潼关县安乐镇毛沟村到5公里外的县城开了一家电焊铺谋生。他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为了小儿子不受委屈，至今未娶。熟知陈党群的邻居告诉记者，陈本人虽然是个文盲，但却有一手出众的木匠和电焊手艺。把家搬到县城，就是希望最聪明的小儿子能接受到最好的教育。
陈党群的电焊铺在县城边的周家城村，距离潼关火车站100多米。站在门口就能看见50米外有火车从大桥下来往通过；客车、货车向南钻进秦岭山脉，进入商洛，再出省界到达湖北地界。
湖北省十堰市襄阳救助站的“求助信息登记表”显示：陈元，身高160厘米，体重50公斤，救助编号20150803004。进入救助站的时间为2015年8月3日12时7分。
襄阳救助站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告诉记者：陈元当时是被街上的巡警送来的，没有随身物品，说自己放假后骑着自行车出来游玩，身上不足一千元花光了，无奈之下向警察寻求帮助。从陈元口中得知他的户籍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安乐镇毛沟村九组，襄阳救助站把考证电话打到了镇政府。毛沟村原会计尚向勇电话询问陈党群三儿子陈元走失情况后，襄阳救助站又向陈党群确认了陈元的身份信息。
襄阳救助站向记者强调：考虑到陈元是未成年人，当天便按照规定，将他护送到十堰市救助站。维系陈元安危的救助链条自此在两省五地一路展开。
安康市救助管理站的求助人员申请救助登记表显示，陈元在2015年8月4日18时30分由十堰市救助站护送至本站，8月5日10时40分离站，由救助站工作人员护送返乡。渭南市救助站在8月5日17时29分接收了陈元，8月11日将其送往潼关县救助管理站。当天陈元从潼关救助站离开后，再也没有了行踪。
最后一步出了问题
潼关救助管理站陈建宏站长向记者回忆：2015年8月11日上午10点钟左右，陈元被渭南救助站护送过来后，工作人员立即与安乐镇政府电话联系，要求安乐镇民政办主任屈学军联系陈元家属来站接人。当天还安排陈元吃了中午饭。下午4点多未见家属来救助站，陈元提出自行返家，拒绝工作人员用车将其送回家的好意，并说明他家离救助站不远，他父亲就在县城附近做生意。当时陈元情绪越来越急躁，提出要放弃救助，强行要求离站，也不在离站手续上签名。民政局门口有免费直达陈元住处的公交车，值班人员最后给了十元钱，让陈元自己花上三五元，坐个出租车自行回家。
陈建宏站长坚持自己给安乐镇民政办主任屈学军打了电话，让其通知陈元家长领其回家。屈学军称自己把这个任务转交给了村主任刘坤计。刘坤计则告诉记者，自己记得接过屈学军一个电话通知，也给陈党群打过电话，还到他的电焊铺通知了接儿子陈元回家的事宜。“陈党群解释说自己不敢接，接回家，娃又偷他钱呢。我就给他说，反正我给你通知了，你看着办。接不接与我无关。”
陈元在潼关县救助站时，镇民政干部屈学军有没有接到县救助站站长陈建宏的电话，有没有告知村主任刘坤计让其通知陈党群到救助站认领陈元？屈、刘两人最后表示“时间长了，记不清楚了。这个要查当年的通话记录。”
“其实从民政局门口幸福路北段出去，过三个红绿灯，开车去陈党群家只要五分钟。”潼关县民政局社会组织党工委副书记杨超宇对当时救助站没有开车把陈元送到其父陈党群身边，或交给村干部，很是懊悔，他摇头叹息：“前面都按程序走，可是没有坚持走好最后这一步，结果出了问题了。县救助站在这一点上确实有责任。”
但是对于陈元的失踪时间在2015年8月11日这天，潼关县民政局表示怀疑。杨超宇回忆道：陈党群大约在一年后的2016年5月份才找到民政局，反映自己儿子陈元已经一年时间没有音讯了。“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到，他打孩子呢，孩子在家里不呆，才离家出走的。”获悉陈元离开救助站后失踪，潼关县民政局及救助站陷入尴尬和无奈。
“我们已经做好接受处分的准备”
陈党群和第二任妻子分居后，三儿子陈元只有九个半月大。他在老家一边养猪，一边照顾孩子。陈元两岁零两个月时，父子两人进了城，陈党群开办起电焊铺，儿子从托儿所起到小学毕业都是寄宿生。“娃不爱说话，性格内向，平时学习还算不错，四年级之前还得过一百分，拿过奖状，奖品是一副挂历。”
五年级的时候，陈元染上了网络游戏。他的同学告诉记者：陈元挺调皮的，有时候晚上翻墙出校园去上网；再就是口袋总是有钱，经常请同学吃早点。
2014年5月1日，学校放假3天，陈党群被邻居问及“怎么没看见你儿子”，他方才连夜去学校寻找。直到第二天，才在街上的免费公交上，看到儿子怀抱书本在沿街看风景。“那时候我才知道娃经常逃学，晚上通宵上网，经常吃住在网吧。”
陈元上小学六年级时，陈党群发现儿子有从家里偷拿现金的不良行为。对于儿子的逃学和在家里私自拿钱的坏习惯，陈党群表示自己也批评过，“经常是正在教育娃，有人来找，我就忙着去干活。也就把管教娃这个事情放下了。娃不吭声就跑了，你也看不住他。我吓唬他，乱跑会被拐卖的，他说陌生人问自己话，就不回答，但是遇到困难会去找警察。”发现儿子从潼关县救助管理站走失后，陈党群说自己和亲友到河南、山西多地寻找无果。
潼关县民政局杨超宇副书记表示：找到陈元下落是关键。民政局在继续寻找的同时，一直催促陈党群报警，这样可以得到警方帮助。因为在陈元交接过程的最后一步出了纰漏，民政局领导和涉事工作人员已经做好了接受处分的准备。
陈党群称自己已经看穿了民政局的心思：“我报警了，再找民政局，他们会推脱说去找公安，不管我这事了。我是想让民政局帮忙给我把娃找回来。毕竟是我家一口人呀。娃的饭量大，10岁时候就能吃一大碗干面，要是在家里，个子应该快有一米七了吧。丢了都快两年了，在外面一定吃不饱，咋能让我这个做父亲的不操心？”